早在9个月前的1979年2月14日，也就是在伊朗沙赫（伊朗旧时国王称号）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刚刚逃离该国一个月后，这座大使馆曾经遭到过一次袭击。在这次袭击中，一群游击队员携枪冲进大使馆，扣押工作人员作为人质达四小时之久。

当时的伊朗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流亡在外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已经从巴黎从胜利归来，沙赫政府很快便宣告垮台，而军队也随之陷入混乱。由于出现权力真空，先前那些为推翻沙赫而联合在一起的不同派系开始走向分裂，并相互展开争斗。武装人员在大街上游荡，而仇杀事件也极为猖獗。

霍梅尼及其核心集团成立了临时政府，管理这个国家。大使馆遇袭后，临时政府组织了一批乌合之众，将大使馆的占领者赶了出去。之后，大使馆的保护工作被交给了一个革命委员会。他们驻扎在大使馆前面的一栋小型建筑物内，并负责该区域的巡逻工作。当年夏天，一支常规安全力量接替了先前的革命委员会，担负起大使馆的警戒工作。但即便是最乐观的评估，这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保护而已。

然而，这一系列接管行动却对后续事件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遇袭事件使得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数量大大减少（在最多的时候，大使馆的雇员有近一千人）。其次，或许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使得美国方面错误地认为，伊朗政府会恪守承诺，全力保护美国大使馆及其外交人员。

11月4日最初遭遇袭击时，安·斯威夫特就联系了美国国务院行动中心，并与三名高级官员通了电话，而这其中就包括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尔·桑德斯（Hal Saunders）。一个小时后，当兰根告诉斯威夫特放弃抵抗时，桑德斯仍守在电话机旁。“我们打算让他们进来了。”她在电话中对桑德斯说。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桑德斯立即将这一消息转达给了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后者于凌晨4点拨打了总统的电话。对此，卡特显得“异常焦虑但又信心十足”。在他看来，伊朗政府会像2月14日一样，很快将激进分子驱逐出大使馆。

世界上任何一座大使馆的外围安保工作都是由东道国政府负责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内虽然驻守了十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但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内部安保服务。德黑兰的美国使馆区位于市中心，占地面积近27英亩，里面建有数十座建筑和仓库，周边紧邻该市最繁忙的几条交通道，这简直就是一个安保梦魇。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袭击发生时，戈拉辛斯基才要求所有安保人员都赶往使馆办公楼。这座三层高的大型建筑物安装有窗户栅栏、防爆屏障和定时锁等防护装置，二楼还装有密闭而厚实的钢门。最初的安保计划要求使馆工作人员坚守两个小时，以等待伊朗政府的救助。从结果来看，这个计划是完美的，但唯一的问题就是，伊朗政府并未施以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