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离开这儿，伊恩。我大概三十分钟后去吃饭。告诉你妈妈，好吗？”我说。

电台中传出了埃拉的一首歌曲——《只是其中之一》。伴随着歌声，我也开始用松节油清洗我的画笔，并给油画盖上防护罩。

无数问题开始涌入我的脑海。我如何说服这六名无辜的、未接受过隐秘行动训练的美国外交官，让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成功逃出伊朗？我需要编造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足以让几个“外国人”有理由在这种时候来到伊朗？我虽然组织过数十次的撤离行动，但这一次可以说是我所遇到的最具挑战的任务之一。

我关掉了收音机和电灯，静静地站在黑暗中，窗外一片漆黑，只有暖房里的枝形吊灯散发出朦胧的光。我思忖道，谍报行动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对于适当的、专业的谍报行动，国际上是有一套交涉规则的；但就目前伊朗的革命政府而言，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任何规则。

第一章 革命的伊朗

1979年11月4日，对于前去大使馆上班的美国人来说，这天的清晨与往常一样。大使馆临时代办布鲁斯·兰根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了一场晨会，之后和维克·汤姆塞斯以及迈克·豪兰赶往伊朗外交部，前去讨论美国驻伊朗军事人员的外交豁免权问题。

上午十点钟刚过，无线电网络传出呼叫声：“注意！注意！所有海军陆战队员，一号位集合。”发出呼叫的是大使馆的安保主管阿尔·戈拉辛斯基。这一刻，大量“激进学生”冲破大门，涌入美国大使馆。大使馆的新闻处就位于正门附近的停车场一侧。有人切断了门上的环形锚链，大批游行示威者蜂拥而入，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她们举着上面写有“不要害怕，我们只是想进来”的标示牌。

约翰·格雷夫斯是最先看到激进分子冲进使馆区的人之一。他是美国大使馆的公共事务官。靠近窗户朝外望去，他看到一名激进分子走向一名负责保护使馆的警察，然后两个人拥抱在了一起。对于这一幕，格雷夫斯并不感到惊讶。

随着涌入使馆区的激进分子越来越多，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开始慢慢反应过来。在当时的伊朗，游行示威活动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而“美国去死”、“打到沙赫①”等口号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喊，所以在使馆内部工作的美国人最初还以为这是外面的“背景噪音”。

现在，只需几分钟的时间，激进分子便可包围整个办公楼。工作人员和使馆外交人员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有的站在椅子上朝窗外望去，有的则聚集在警卫室，通过那里的闭路监控器了解外面的情况。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使馆区挤满了激进分子，他们挥舞着标语并高喊：“我们只是想进来！”然后，一个接着一个的闭路监控器出现空白画面，因为摄像头已经被示威者从墙上拽下来了。

大多数使馆工作人员都显得很平静，有的甚至还表现出了厌烦的情绪。他们似乎认为，这些学生只是闯入大使馆喊喊口号而已，到时候他们自然会离开。闯入者大喊着：“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只是想进来！”在他们中间，有的人还拿着扩音器，声浪一次高过一次。

美国人有所不知的是，这并不是一次狂热的抗议游行，而是一次精心准备的袭击行动。这些自称为“伊玛目②的门徒”的学生早在多日前就已经对大使馆踩点，并绘制了详细的地图。他们裁剪布条，为可能抓获的人质准备了近一百条蒙眼布；他们甚至还为这些人质准备了食品。

他们精心将发动袭击的时间选在“国家学生日”。国家学生日是为了纪念一年前在德黑兰大学游行示威时被沙赫武装力量杀害的学生而设立的，那次游行活动吸引了数百万名学生参加，而真正的策划者则在庞大人群的掩护下发动攻击。在第一波冲入大使馆的人群中，女性占有绝对多数，这显然也是有意而为，因为在激进分子看来，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应该不会对女性示威者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