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在四月来过纽约，没料到这里的春光明媚如此。

我们穿过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而有名的Woodstock，去了一个外有田野小溪环绕着，四周都是落地玻璃的木屋用餐。

我们谈了一些有关历史的看法。

Gayle告诉我那些Bee Gees的照片是她贴的。她是他们的Fan。

然后，Ray带我们去了赫逊河畔。

透过一片金红相间的林叶望过去，是宽阔的河面。河上，有一艘载木的运输船，在沉静中前进着。

道别的时候我说明年再来。

之后，五月的时候，Gayle寄了张她最喜欢的Bee Gees的唱片给我。

之后，七月的时候他们收到我结婚的请帖，送了我一盆很漂亮的花。

之后，十二月我要离开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写了封信给Ray。几年前我离开时报出版公司的时候，他给我的信上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此为不当有之事。”这次他则回了我这样一段话：“You can no longer surprise us, because now we anticipate that any time we hear from you, there must be a surprise of some kind. Right?（你已经不再能带给我们什么惊奇了。因为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反正每次你来信总会带来点什么意外。对吧？）”

可是，最后的意外，是他带来的。

二○○○年一月才刚检查过血压，过去也从没发现过心脏问题的Ray，却在一个晚上高高兴兴地和Gayle看电影的时候，因为心脏而感到不适，在一两分钟的时间内就过世了。

因为没有宗教信仰，因此Gayle和家人就遵照他的遗嘱，简单地处理了后事。

其实，我有许多事情想和他在当年见面的时候谈一谈。以一个网络时代的出版人而言，知识密集与资本密集的结合，怎样才算平衡与理想，我很想请教一下这位对资本主义与中国历史有独到研究的先生。

得知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我从书架上找出了他写的《新时代的历史观》，仔细重读了一遍。

那天晚上，是我在出书近两年之后，第一次读《新时代的历史观》。但我读得很仔细，比我当年在做编辑工作的时候还仔细。

三个小时的阅读，给了我欣喜与惭愧两种感受。

欣喜的是：他虽然不在了，但是很多这阵子思考的问题，我找到了一个与他对话的机会。

惭愧的是：不论就一个作者还是朋友而言，其实他要说的话是早就已经讲出来了。但他一写再写，一讲再讲，而我，不论以读者还是朋友而言，总是一听再听，听之藐藐。

我只能自我安慰说：写作与阅读的本质，也许本来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