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达打消了这个讨厌的念头，一如既往地庆幸自己是个独生女。她在椅子上转了个身，面向法庭后面的大窗户。窗外正是佛罗里达南部典型的二月天—蓝色的天空、和煦的阳光和迷人的沙滩。她真想信步走到窗边，把头贴在浅色的窗玻璃上，眺望远处的大海。只有在棕榈滩，才能从法庭上领略到只有在豪华酒店的顶层公寓才能看到的海景。
此刻，阿曼达正坐在棕榈滩县法院的五号法庭里，为一个被指控向同居女友施暴的混蛋辩护。他的罪状竟然有五项之多，包括性侵犯和对他人进行人身威胁。但令人费解的是，阿曼达宁可陪这个混蛋待在这里，也不愿去凉爽的沙滩上跟喂得胖嘟嘟的雪鸟一起享受日光浴。躺在沙滩上，任凉爽的海水拂过光着的双脚—这样的闲情逸致，阿曼达可不爱享受，要不了几分钟，她就会吵着闹着回到燥热的马路上去。
“我想让你回顾一下八月十六日上午发生的事情，弗莱彻小姐。”助理检察官低沉的男中音仿佛情人性感的喘息声，立刻把阿曼达的注意力拉回到法庭上。
卡罗琳·弗莱彻一边点头，一边继续摆弄染得过白的头发。她穿着一件极其保守的蓝衬衫，那对隆过的乳房几乎要把扣子给撑掉了。起诉德里克·克莱门斯的这个女人在发廊工作，看着却像脱衣舞娘，这对被告非常有利。阿曼达不禁露出了微笑，因为她知道，相比而言，外表更为重要。就跟现实生活一样，在法律上，表象也远比事实重要得多。毕竟，必须见证的是公正的表象，而非公正本身。
“八月十六日？”那个姑娘用舌头把口香糖拨到一边，问。在陈述证词的过程中，她一直都在嚼口香糖。
“就是他攻击你的那天。”助理检察官泰隆·金走向证人席，俯身提醒他的重要证人。泰隆·金身高接近六英尺六英寸，拥有一身古铜色的肌肤，顶着个锃亮的大光头。就在一年多以前，刚进比蒂和罗威律师事务所的阿曼达曾听到许多谣言，说这位英俊的助理检察官是马丁·路德·金的一个侄子。不过，当她问起这件事的时候，泰隆·金却哈哈大笑，打趣地说他怀疑美国南部所有姓金的黑人都谣传自己是那位被刺黑人领袖的亲戚。
“你刚才说，被告下班回家时脾气很差。”
“他的脾气从来就没好过。”
阿曼达从椅子上站起来，对这句总结性的评价提出了反对。反对有效。证人更用力地扯起了自己的头发。
“他的脾气具体差在什么地方？”
弗莱彻露出了迷惑的神色。
“他有没有提高嗓门？他冲你大吼大叫了吗？”
“他老板把他训了一顿，他回家就冲我嚷嚷。”
“反对！”
“反对有效！”
“他都吼了些什么，弗莱彻小姐？”
弗莱彻把眼睛朝上一翻，望向天花板，回答道：“他说家里乱得像个猪圈，而且屁东西都没得吃。他说他受够了，每天下夜班回家后，看到的却是个乱糟糟的公寓，连早餐都没得吃。”
“那你是怎么回应他的？”
“我对他说我没时间听他发牢骚，我赶着去上班。他说没门儿，我不能就这样出去，不能丢下他一个人照顾孩子一整天，他要睡觉。我告诉他，我不能带孩子去发廊，接着就发生了后来的事情。”
“你能确切地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弗莱彻耸了耸肩，紧张地用舌头把嘴里的口香糖从一边拨到另一边，“我记不大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