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之前我也有过侥幸脱险的经历。一年前，传记作者萨莉·贝戴尔·史密斯给我家打过电话，说是正在撰写一本有关60年代的华盛顿如何对待女性的书籍。听上去并无冒犯之意，但却足以令我全线戒备，我猜疑她或许另有图谋。我还没做好让谜团拨云见日的准备，更不会向一个陌生女人坦白秘密。于是我说自己无法回答她的问题，并有礼貌地请她不要再给我打电话，萨莉尊重我的请求。我的秘密安全了。

但这次，《每日新闻》的报道却不一样。

翌日，我一到办公处就发现有个女人坐在办公室门口。自称莎莉丝特·卡茨，是《每日新闻》的记者，来此向我求证是否我就是前一天报道中的米米。

我无处可遁，也无从否认。

“对，我就是。”我应道。

“米米打破沉默。”第二天清晨的头条如是写道。

此时的我已至花甲之年，离婚后孑然一身地安静生活，住在距中央公园几个街区之远的上东区公寓。90年代初期，在大学退学四十年之后，我返回校园，五十一岁时取得学士学位。我一生热衷运动，是名虔诚的马拉松赛跑者，经常在黎明破晓前绕着中央公园的水库跑步，并且享受这种孤独。我与之暴风骤雨般地离婚的前夫，在1993年去世。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家，各自有小孩。这是很多年来头一次，我感受到巨大的平静。

我接受了心理治疗才有这样的状态，才能有对自己的了解。之前的我几乎是个全职居家母亲，之后的我以教堂的工作为荣。当时我在教堂已工作了五年。先是担当音响部的协调员（录制我们资深的牧师——托马斯·K·特维尔牧师卓越出色的布道）。接着我成为了教堂网站的管理员，制作的录音带成为筹措教堂经费的重要来源——这些录音带不仅带来收入，还给予人们平静与慰藉。我并不是教徒，却信仰心灵的力量，我热爱教堂的这份工作。我也热爱隐私。

新闻报道一出后，在各地引起了轰动——不仅在纽约，还有整个美国与欧洲。可悲的是，这只是我十五分钟的名声。各种头条可谓是包罗万象，有的在预测，有的写得赤裸裸，还有的荒谬至极：“从莫妮卡到米米”“米米——只有上帝才知伊人心”“肯尼迪与教堂女！”我还受到自己最钟爱的作家——娜拉·伊瑟芬在《纽约时报》社论版对页上的嘲弄。访问请求接踵而至，电话信箱里全是凯蒂·库里克、拉里·金、黛安·索耶的留言。当然，还有《国家询问者》，他们往我公寓的门下塞了一个装有二十美元的信封（被我转赠给教堂）。周刊杂志的信件也是铺天盖地。“亲爱的法恩斯托克女士，”都是相同的起头， “冒昧打扰，我深感抱歉。我了解这对您而言实属不易，然而……”随后转入正题。有个好莱坞制片人在写信询问能否把我的故事拍成电影之前送来鲜花；与我见面前还在信里提到支付一百万美元买下影视版权。文稿代理商也屈膝了，想要代我出书。爱德华·克莱因，这名写过两本有关肯尼迪的庸俗读物的作者，打来电话说要是允许他代笔出书，我就能发财，还能“过上安宁的日子”。朋友、 支持者、名人骚扰狂，还有批评家们的邮件纷至沓来。有位校友给予我些许安慰：“请记住，这些新闻只会持续一礼拜，”她写道，“一切会烟消云散的，人们惦记着肯尼迪就像对待猫王一样。以为了解他，于是总想听到更多。”

我谢绝了所有媒体请求；感谢支持者的善意；无视评论家们，断定无法与那些认为有意践踏肯尼迪往事或者认定我凭空捏造的人们理论。我提醒自己，曝光非我本意，我是被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