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我要出走

2011年8月19日晚上10点，我背着7.3公斤重的80元仿制乐斯菲斯（The North Face）双肩包，趿拉着人字拖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英德拉·甘地国际机场。

这是我酝酿了三个月的计划真正实现的时刻，我却异常平静。

本着出门在外生理问题能解决便及时解决的原则，下了飞机我便冲向厕所。门口没有国际通用的性别标识，只有鲜明传统装扮的印度男女巨照，我一时恍惚不知该进哪间。早就听说印度的厕所有玄机，果不其然，除了配有厕纸外，西式马桶旁另有一个及膝的特别装置，这是一个可取下的喷头，可以直接喷出水柱，印度人通常不用各种纸巾，而是在如厕后用左手就水直接清洗，这样洗得干净又环保。但是他们洗完之后不用纸巾怎么弄干，这是我当时不得其解的问题。

明亮的机场大厅墙壁上装饰着各种禅意的手势，海关官员背后是双手合十的Namaskar标志，表示问好。简单麻利地签证盖章后我便正式入境，这样一个整洁有序的印度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常驻新德里工作的朋友Moi在机场门口与我进行了短暂而有意义的会晤，他当晚12点的飞机回国，将一张SIM卡与3000卢比留给我后，我们便分道扬镳了，司机Umesh开车带我去预定的象牙旅馆（Ivory Hotel）。

出新德里机场的马路很宽，我们的铃木汽车在夜色里疾驰，就在你准备下结论说新德里很宁静很美时，车子拐进了Karol Bagh错综复杂的阴暗小巷里，路边的男人三两扎堆地蹲着，眼神直勾勾地看着过往的人。

在一栋狭窄难以辨识的小楼前，Umesh突然停下说：“女士，我们到了。”

哦！不！我心里默喊。本还想出来吃消夜呢，而这样的黑暗街区一个单身女子还是小心为上。乖乖地在旅馆点了三明治垫肚子之后，我便睡下，一夜无梦……

来印度是无法用逻辑解释清楚的事。

我也说不清我为什么铁了心地选择印度，我既不喜欢糊状的各种咖喱食物，也不喜欢传说中有体味的印度人，除了泰姬陵我也叫不上什么像样的印度名胜古迹。那么我为什么来印度呢？据好友康琪回忆，四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在做扭曲的泰式按摩时，我突然对她说要去印度，去三个月，工作将在6月辞去，8月出发。她说，那时的我坚定而明确，好像去印度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不记得我的坚定，但是在26岁生日的那一天，我为自己买了一张广州飞新德里的单程机票，出发时间定在8月18日。之后确实在6月辞去了高薪的工作，用两个月的时间休养身心以及做旅行的功课，这么长的准备过程对后来的行走非常必要，韧性十足的身体在整整三个月的颠沛流离中没有出一点问题，让我感激。

其实那时的我不走会死，被生活淹死。

在好友们纷纷领证结婚的年纪里，我与爱的人走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工作环境中的种种钩心斗角和尔虞我诈让我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每个月近五位数的房贷让我举步维艰，丧失全部的自由。我不知道所谓正常的社会人都怎么面对自己的生活，只知道这样的一辈子不是我想要的，内心有一种呼喊的声音大得让我不能再忽略，我需要离开，去哪里其实无关紧要。只因为印度可以签到相对较长的旅游签，那么我就去印度。

预定出发的日期是8月18日，8月15日我的三个月旅游签还没有发下来，广州签证中心只是不断地让我等。16日凌晨我突然充满了害怕和焦虑，不是害怕签证不发，而是一种对于投身未知的巨大恐慌。我只有一个人，而印度是一个充满了混乱的国度，每天的新闻都有印度火车脱轨或者发生爆炸的恐怖消息，我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

凌晨3点发短信给十年的好友六哥：

“印度的签证还没有发下来，明天还没有发的话18号就走不了要改签。现在急切地想要离开，但又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无助。我亲手把自己的生活打破，也让很多关心我的人失望，换来的是把自己丢出去的自作自受，无人鼓励。此前不理解背包上路的人为何走前会大哭，其实他们还在被情感牵绊，却还要假装强壮走得肆意潇洒。这番话不知道该对谁讲，只知道你可以听。”

现在回顾这些话，想到那时脆弱矫情的自己，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微笑。

8月16日，广州领事馆打来电话，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后，说签证明天便可以自取。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却不知高潮还没开始。

8月17日从广州取回签证，我打包好所有的行李，8月18日一早就准备去坐大巴前往广州白云机场。就在要出门的那一刻，我鬼使神差地决定先上网看一看能不能网上Check in。

南方航空的网站赫然显示当日没有飞往印度的飞机！

而我原先的那班航班竟然默默地被改到了8月19日同一时刻！

我的妈呀，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在与南方航空和订票处打了无数通电话后，终于确认了我的座位。这个故事告诉我：提前太早买的机票一定要在出发前几日再次确认，因为航班时间会不时改动，历史客户很容易被默默遗忘。这么折腾了一圈之后，我突然变得非常喜悦，所有的焦虑都烟消云散了，我强烈地预感到这次印度之行会是一部喜剧，而我愿意打消所有的预设与坚持，敞开心接受一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