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长期的我行我素，他的内疚感翻倍。另一场“危机”来自工作，那也是一个唱片滑坡的年代：公司总嫌他的创作不够“琅琅上口”。兼顾不了自己的音乐主张，他因此常常改歌改到失眠，一度想要从窗户跳下去。“所有的，累积在一起，就像徘徊在黑暗的边缘。”
小时候的他曾向往有冬天的国家，因为他长在一个赤道附近的国度。“后来才发现，有冬天不见得是个好事。冬天时，你会看到人家都在吃火锅，情侣都在牵手或抱来抱去，我却是一个人吃饭，很难过。我通常选择在家里写歌或是看电影，看武打片或暴力片，就是不看爱情片，我只能自己牵自己的手。受困顿的四季影响，我总会想到家里，担心我妈病了要怎么办？新加坡医药费很贵，住院观察五天大概就要人民币二万五。万一我爸也病了，就更糟糕了。万一，医生说要继续住院呢？要是我不好好写歌不好好工作，该怎么办……抑郁症让我一直在钻牛角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