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想做女人，这是创造了一切的族群，她们的水准决定了这个社会的高度。

化妆间里没有窗，亮度始终如一，恒定得仿佛被时间遗忘。与李玫瑾聊到第三个小时，她才真正放松下来，身体找到舒服的姿势，话题也转向内心。她在公安大学教书，以严厉著称，提起自己的女学生时却心疼地叹惋：“那么可爱的小姑娘，真不希望她以后做我这一行。”

这不是一个适合女人的行业，见惯阴暗与悲剧，远非“辛苦”二字可以计量。曾经有法制节目的女记者偶然翻开了李玫瑾桌子上的照片：被害的女出租车司机裸身从车上滑出，身上密布伤口……吓得惊叫，半天不能说话。“女人不应该承担这些。”接触刑侦的最初，她看到现场录像也曾胆战心惊，一个做刑侦二十年的男警察告诉她，自己对凶残场面几乎已完全适应，却在看到一个被害的四岁孩子尸体后一星期吃不下饭，孩子因疼痛而扭曲的形状攫住了他的呼吸。“我不会用审美意识去看那些残酷的画面，眼中只有一个个伤口，脑中只有这伤口反映出的作案方式，心中只有一定要为受害人报仇雪恨的责任感，他们让我不畏惧。从做这行的最初，我就给自己立下规矩，离开办公室，离开现场，就将头脑中那段关于血腥的记忆打包存放，回到家，我仍然是那个半个小时做一桌菜、会给孩子做衣服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