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索的寻找并不顺利

五年来程竹收到了许多号称可以帮他找到女儿的线索，但总要给对方一点钱，甚至18元：“那人说‘我欠了18块钱话费，你给我充上之后电话联系’。”程竹给他充了话费，电话再也没通过。最多的“线索费”是5000元，之后线人就消失了。

线索的寻找并不顺利，程竹也慢慢接触到更多的心态：“同行的一位福建家长，孩子被拐走了，隔壁则买了个孩子。他想报警，又顾虑重重，毕竟邻居几十年，得罪了大家都难堪。”他把失去孩子的家长分为五类：坐家里等的，有线索就去看看没线索就纯粹的等待；指望公安破案的，还保持着许多的幻想；认命了的，不再找孩子，甚至连等都不再等；还有一类就是不服输的，四处奔波，哪怕希望渺茫；最后一种已经在绝望中心理变态了：“个人的力量太渺小，社会的力量也不够重视，不如让拐卖发生得更猖獗，这样就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孩子丢的越多，我们找孩子找回来的希望越大。”这种说法让程竹觉得匪夷所思：“走这一路，什么样的家长都碰到了。”

他还是不服输，尽管这一万一千公里路并没有给他寻找女儿带来什么线索。这是个不幸的事实，程竹的心态是积极的，也是无奈的：他一共做过三次DNA检测，最初的检测只提供14位结果，全国DNA信息库建立后，规定必须达到18位，他只得又做了两次。检测费用是政府承担，但程竹说：“里面水深得很”。普通百姓只看到抽了血，但是否检测，检测之后是否入库，都不知情——没人给你答案。

在武汉，一个电视台记者请他们说出最想说的一句话，几个家长异口同声：买方有罪，要求立法！然而法律何时才能更改？想有一个男孩传宗接代的社会风俗何时才能变迁？程竹也没有答案。1月底，程竹回到家中。他说，他想再去西部走一圈，寻找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