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年,又偶然得家乡来信说,大孩子已离开了家乡,到福建厦门集美一个堂叔处去读书。从小即可看出,父母爱好艺术的长处,对于孩子显然已有了影响。但本地人性情上另外一种倔强自恃,以及潇洒超脱不甚顾及生活的弱点,也似乎被同时接收下来了。所以在叔父身边读书,初中不到二年,因为那个艺术型发展,不声不响就离开了亲戚,去阅读那本“大书”,从此就于广大社会中消失了。计算岁月,年龄已到十三四岁,照家乡子弟飘江湖奔门路老习惯,已并不算早。教育人家子弟的既教育不起自己子弟,所以对于这个失踪的消息,大致也就不甚在意。
一九三七年抗战后十二月间,我由武昌上云南路过长沙时,偶然在一个本乡师部留守处大门前,又见到那表兄,面容憔悴蜡渣黄,穿了件旧灰布军装,倚在门前看街景,一见到我即认识,十分亲热的把我带进了办公室。问问才知道因为脾气与年轻同事合不来,被挤出校门,失了业。不得已改了业,在师部做一名中尉办事员,办理散兵伤兵收容联络事务。大表嫂还在沅陵酉水边“乌宿”附近一个村子里教小学。
大儿子既已失踪,音信不通。二儿子十三岁,也从了军,跟人作护兵,自食其力。还有老三、老五、老六,全在母亲身边混日子。事业不如意,人又上了点年纪,常害点胃病,性情自然越来越加拘迂。过去豪爽洒脱处早完全失去,只是一双浓眉下那双大而黑亮有神的眼睛还依然如旧。也仍然欢喜唱歌。邀他去长沙著名的李合盛吃了一顿生炒牛肚子,才知道已不喝酒。问他还吸烟不吸烟,就说,“不戒自戒,早已不再用它。”可是我发现他手指黄黄的,知道有烟吸还是随时可以开戒。他原欢喜吸烟,且很懂烟品好坏。第二次再去看他,带了别的同乡送我的两大木盒吕宋雪茄烟去送他。他见到时,憔悴焦黄脸上露出少有的欢喜和惊讶,只是摇头,口中低低的连说:“老弟,老弟,太破费你了,太破费你了。不久前,我看到有人送老师长这么两盒,美国大军官也吃不起!”
我想提起点旧事使他开开心,告他“还有人送了我一些什么‘三五字’、‘大司令’,我无福享受,明天全送了你吧。
我当年一心只想做个开糖坊的女婿,好成天有糖吃。你看,这点希望就始终不成功!” “不成功!人家都说你为我们家乡争了个大面子,赤手空拳打天下,成了名作家。也打败了那个只会做官、找钱,对家乡青年毫不关心的熊凤凰。什么凤凰?简直是只阉鸡,只会跪榻凳,吃太太洗脚水,我可不佩服!你看这个!”他随手把一份当天长沙报纸摊在桌上,手指着本市新闻栏一个记者对我写的访问记,“老弟,你当真上了报,人家对你说了不少好话,比得过什么什么大文豪!”
我说:“大表哥,你不要相信这些逗笑的话。一定是做新闻记者的学生写的。因为我始终只是个在外面走码头的人物,底子薄,又无帮口,在学校里混也混不出个所以然的。不是抗战还回不了家乡,熟人听说我回来了,所以表示欢迎。我在外面只有点虚名,并没什么真正成就的。……我倒正想问问你,在常德时,我代劳写的那些信件,表嫂是不是还保留着?若改成个故事,送过上海去换二十盒大吕宋烟,还不困难!”
想起十多年前同在一处的旧事,一切犹如目前,又恍同隔世。两人不免相对沉默了一会,后来复大笑一阵,把话转到这次战争的发展和家乡种种了。随后他又陪我去医院看望受伤的同乡官兵。正见我弟弟刚出医院,召集二十来个行将出院的下级军官,在院前小花园和他们谈话,彼此询问一下情形;并告给那些伤愈连长和营副,不久就要返回沅陵接收新兵,作为“荣誉师”重上前线。训话完毕,问我临时大学那边有多少熟人,建议用我名分约个日子,请吃顿饭,到时他来和大家谈谈前方情况。邀大表兄也作陪客,他却不好意思,坚决拒绝参加。只和我在另一天同上天心阁看看湘江,我们从此就离开了。
抗战到六年,我弟弟去印度受训,过昆明时,来呈贡乡下看看我,谈及家乡种种,才知道年纪从十六到四十岁的同乡亲友,大多数都在六年里各次战役中已消耗将荆有个麻四哥和三表弟,都在洞庭湖边牺牲了。大表哥因不乐意在师部作事,已代为安排到沅水中游青浪滩前作了一个绞船站的站长,有四十元一月。老三跟在身边,自小就会泅水,胆子又大,这个著名恶滩经常有船翻沉,老三就在滩脚伏波宫前急流漩涡中浮沉,拾捞沉船中漂出无主的腊肉、火腿和其他食物,因此,父子经常倒吃得满好。可是一生长处既无从发挥,始终郁郁不欢,不久前,在一场小病中就过世了。
大孩子久无消息,只知道在江西战地文工团搞宣传。老二从了军。还预备把老五送到银匠铺去作学徒。至于大表嫂呢,依然在沅陵乌宿乡下村子里教小学,收入足够糊口。因为是唯一至亲,假期中,我大哥总派人接母子到沅陵“芸庐”家中度假,开学时,再送他们回学校。
照情形说来,这正是抗战以来,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家庭极平常的小故事。一个从中级师范学校毕业的女子,为了对国家对生活还有点理想,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放弃了本分内物质上一切应有权利,在外县作个小教员。从偶然机会里,即和一个性情还相投的穷教员结了婚,过了阵虽清苦还平静的共同生活。随即接受了“上帝”给分派的庄严任务,陆续生了一堆孩子。照环境分定,母亲的温良母性,虽得到了充分发展,作父亲的艺术秉赋,可从不曾得到好好的使用,只随同社会变化,接受环境中所能得到的那一份苦难。十年过去,孩子已生到第五个,教人子弟的照例无从使自己子弟受教育,每个孩子在成年以前,都得一一离开家庭,自求生存,或死或生,无从过问!战事随来,可怜一份小学教师职业,还被二十来岁的什么积极分子排挤掉。只好放弃了本业,换上套拖拖沓沓旧军装,“投笔从戎”作个后方留守处无足轻重的军佐。部队既一再整编,终于转到一个长年恶浪咆哮滩前的绞船站里作了站长,不多久,便被一场小小疾病收拾了。亲人赶来一面拭泪,一面把死者殓入个赊借得来的小小白木棺木里,草草就地埋了。死者既已死去,生者于是依然照旧沉默寂寞生活下去。每月可能还得从正分微薄收入中扣出一点点钱填还亏空。在一个普通人不易设想的乡村小学教师职务上,过着平凡而简单的日子,等待平凡的老去,平凡的死。一切都十分平凡,不过正因为它是千万乡村小学教师的共同命运,却不免使人感到一种奇异的庄严。
抗战到第八年,和平胜利骤然来临,睽违十年的亲友,都逐渐恢复了通信关系。我也和家中人由云南昆明一个乡村中,依旧归还到旧日的北平,收拾破烂,重理旧业。忽然有个十多年不通音问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用黑绿二色套印了些木刻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合,给我崭新的印象。不仅见出作者头脑里的智慧和热情,还可发现这两者结合时如何形成一种诗的抒情。对于诗若缺少深致理解,是不易作出这种明确反映的。一经打听,才知道作者所受教育程度还不及初中二,而年龄也还不过二十来岁,完全是在八年战火中长大的。更有料想不到的巧事,即这个青年艺术家,原来便正是那一死一生黯然无闻的两个美术教员的长子。十三四岁即离开了所有亲人,到陌生而广大世界上流荡,无可避免的穷困,疾病,挫折,逃亡,在种种卑微工作上短时期的稳定,继以长时间的失业,如蓬如萍的转徙飘荡,到景德镇烧过瓷器,又在另一处当过做棺材的学徒。
……却从不易想象学习过程中,奇迹般终于成了个技术优秀特有个性的木刻工作者。为了这个新的发现,使我对于国家民族,以及属于个人极庄严的苦难命运,感到深深痛苦。我真用得着法国人小说中常说的一句话,“这就是人生。”当我温习到有关于这两个美术教员一生种种,和我身预其事的种种,所引起的回忆,不免感觉到对于“命运偶然”的惊奇。
作者至今还不曾和我见过面,只从通信中约略知道他近十年一点过去,以及最近正当成千上万“接收大员”在上海大发国难财之际,他如何也来到了上海,却和他几个同道陷于同样穷困绝望中,想工作,连购买木刻板片的费用也无处筹措。境况虽然如此,对于工作却依然充满自信和狂热,对未来有无限憧憬。摊在我面眼前的四十幅木刻,无论大小,都可见出一种独特性格,美丽中还有个深度。为几个世界上名师巨匠作的肖像木刻,和为几个现代作家诗人作的小幅插图,都可见出作者精力弥满,设计构图特别用心,还依稀可见出父母潇洒善良的秉赋,与作者生活经验的沉重粗豪和精细同时并存而不相犯相混,两者还共同形成一种幽默的典雅。提到这一点时,作品性格鲜明的一面,事实上还有比个人秉赋更重要的因素,即所生长的地方性,值得一提。因为这不仅是两个穷教员的儿子,生长地还是从二百年设治以来,即完全在极端变态发展中一片土地,一种社会的特别组织的衍生物。
作者出身苗乡,原由“镇打营”和“筸子坪”合成的“镇筸城”。后来因镇压苗人造反,设立了个兼带兵勇的“辰沅永靖兵备道”,又添一个专管军事的镇守使,才升级成“凤凰厅”,后改“凤凰县”。家乡既是个屯兵地方,住在那个小小石头城中的人,大半是当时的戍卒屯丁,小部分是封建社会放逐贬谪的罪犯(黄家人生时姓“黄”,死后必改姓“张”,听老辈说,就是这个原因)。因此二百年前居民即有世代服兵役的习惯,习军事的机会。中国兵制中的“绿营”组织,在近代学人印象中,早已成了历史名词了,然而抗战八年,我们生长的那个小地方,对于兵役补充,尤其是下级官佐的补充,总象不成问题,就还得力于这个旧社会残余制度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