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们虽然具有最内在的相似性，但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却使他们对现实采取不同的价值评判。每个具有魔鬼天性的人都蔑视现实，认为它有所欠缺，他们始终都是——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各以自己不同的方式——现有秩序的反抗者、叛乱者和叛逆者。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将自己的毫不动摇与毫不妥协坚持到死亡，坚持到毁灭。他们由此而成为（壮美的）悲剧人物，他们的生命则成为一场悲剧。相反，歌德却——他是多么明显地超越了自己啊！——对策尔特（歌德的密友，音乐学家。）透露道，他觉得自己天生不是个悲剧作家，“因为他的天性是妥协的”。他不愿像那三个人一样永远斗争，他想要——作为一种“持久的、平和的力量”，他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获得平衡与和谐。他带着一种人们只能称之为顺从的感情臣服于生活，将生活看做是一种更高的，甚至是最高的力，一种在任何表现形式和任何阶段中他都尊崇的力（“生活，不管它是怎样的，它总是好的”）。对于那些被痛苦折磨的人，那些被追赶者、被驱逐者，那些被魔鬼拖出尘世的人来说，给现实以如此高的评价，甚至哪怕有一点好评，都是再陌生不过的事情：他们只认识无限，以及通达这一无限的唯一道路——艺术。因此他们认为艺术高于生活，文学高于现实；他们像米开朗基罗一样穿过千千万万的大石块，狂怒地、阴郁地锤锤打打，怀着越来越狂热的激情，穿过自己生命中的昏暗坑道，奔向那块闪闪发光的、他们在梦境深处感觉到的石头。而歌德（像列奥那多一样）却觉得艺术只是一个部分，只是生活的千千万万种美好形式的一种，这种形式对于他虽然像科学、哲学一样珍贵，但终究只是部分，只是生活中起作用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因此，魔鬼性的人的表现形式变得越来越内敛，而歌德的表现形式则越来越外张。他们的本质越来越向一种极端的片面性和一种偏激的绝对性转化，歌德的本质则越来越向一种广泛的多面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