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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伶。温州街。法式面包店门口的白长椅。74路公交车。

坐在公交车的尾端，隔着走道，我和水伶分坐两边各缺外侧的位置。十二月的寒气雾湿车内紧闭的窗墙，台北傍晚早已被漆黑吞食的六点，车缓速在和平东路上移行，盆地形的城里上缘，天边交界的底层，熨着纤维状的橙红，环成光耀的色层，被神异性的自然视景所震撼的幸福，流离在窗间，流向车后车流里。

疲惫沉默的人，站满走道，茫然木立的，低头瘫靠座位旁的，隔着乘客间外套的隙缝，我小心地穿望她，以压平激动不带特殊情感的表情。

“你有没有看到窗外？”我修饰我的声音问她。

“嗯。”微弱如羽絮的回声。

一切如抽空声音后，轻轻流荡的画面，我和水伶坐在双人座的密闭车内，车外辉煌的街景、夜晚扭动的人影，华丽而静抑地流过我们两旁的窗玻璃。我们满足，相视微笑，底下盲动着生之黑色脉矿，苦涩不知。

4

一九八七年我摆脱令人诅咒的联考制度，进入大学。在这个城市，人们活着只为了被制成考试和赚钱的罐头，但十八岁的我，在高级罐头工厂考试类的生产线上，也已经被加工了三年，虽然里面全是腐肉。

秋天十月起住进温州街，一家统一超商隔壁的公寓二楼。二房东是一对大学毕业几年的年轻夫妻，他们把四个房间之中，一个临巷有大窗的房间分给我，我对门的另一间租给一对姊妹。年轻夫妻经常在我到客厅看电视时，彼此轻搂着坐靠在咖啡色沙发上，“我们可是大四就结婚的哦。”他们微笑着对我说，但平日两人却绝少说一句话。姊妹整晚都在房间里看另一台电视，经过她们门外传来的是热络的交谈，但对于屋里的其他居民，除非必要，绝不会看一眼，自在地进出，我们仿佛不存在。所以，五个居民，住在四房一厅的一大层屋里，却安静得像“哑巴公寓”。

我独居。昼伏夜出。深夜十二点起床，骑赭红色捷安特脚踏车到附近夜市里买些干面、肉羹或者春卷之类，回到住处边吃边看书，洗澡洗衣服，屋内不再有人声和灯光。写一整夜日记或阅读，着迷于齐克果和叔本华，贪看呻吟灵魂的各类书，也搜集各色“党外”周刊，研究离灵魂最远的政治闹剧的游戏逻辑，它产生的疏离效果，稍稍能缓和高速旋入精神的力量。清晨六七点天亮，像见不得光亮的夜鼠，把发烫的脑袋藏到棉被里。

状况佳是如此。但大部分时候，都是整晚没吃任何一顿，没洗澡，起不了床，连写日记与自己说话、翻几页书获得一点人的声音，都做不到，终日里在棉被里流淌蓝色和红色的眼泪，睡眠也奢侈。

不要任何人。没有用。没必要。会伤害自己和犯罪。

家是那张蓝皮的金融卡，没必要回家。大学暂时提供我某种职业，免于被社会和生活责任的框架压垮，只要当成简陋的舞台，上紧发条随着大众敲敲打打，做不卖力会受惩的假面演出，它是制造垃圾的空荡荡建筑物，奇怪的建筑，强迫我的身体走进去却拒绝我的灵魂，并且人们不知道或不愿承认，更可怕。两个“构造物”，每天如此具体地在那儿，主要构成我地供人辨识，也不断地蠕动着向我索求，但其实抽象名词比不上隔壁的统一超商更构成我。

不看报。不看电视。除必点名的体育课外不上课。不与过往结识的人类做任何联络。不与共同居住的人类说话。唯一说话的时刻是：每天傍晚或中午到辩论社，去做孔雀梳刷羽毛的交际练习功课。

太早就知道自己是只天生丽质的孔雀，难自弃，再如何懒惰都要常常梳刷羽毛。因为拥有绚丽的羽毛，经常忍不住要去照众人这面镜子，难以自拔沉迷于孔雀的交际舞，就是这么回事，这是基本坏癖之一。

但，却是个没有活生生众人的世界。咱们说，要训练自己建造出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要习惯“所谓的世界就是个人”这么样奇怪知觉的我，要在别人所谓的世界面前做淋漓尽致的演出。

因为时间在，要用无聊跑过去。英文说run through，更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