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

我

1943年，我从高等警官学校毕业，经父亲的朋友推荐，在黄浦警局做了一名警员。或许因为有熟人照应，几次大规模打击拐卖妇孺的运动，我都没有参加，平时也极少被派上街检查户籍。多半时候，我都留在警局做些后勤工作，或是笔录报告，闲暇时偷偷读一些《侦探》杂志上的故事，与危险沾不上边，也颇有些无聊。

那时候的生活就好像是我自己的贴身衣物，我即便把脸埋进去，也嗅不到任何的味道。

与我一起毕业的另有八名女孩，人数不及当届毕业男学员的二十分之一，都被分配去了各个分局谋职。没出两年，已有六人因为嫁人、搬家、健康等原因离职，只有我和另两名还留在警局工作。

有一次，其中一位遇见我说，她们私底下都称我为“上海最白的女警察”，意思是我从来不用出门去晒太阳。她又拿起我白净的手看了看，羡慕地笑道：“你既不是当这行的料，也没有做这行的命。”我听了只好尴尬地笑。如果我说，我的偶像是程小青笔下的霍桑，仿佛这平淡闲散的生活都会戳穿和嘲笑我。

1945年，抗战胜利，汪伪警局亦被解散。我想，这下倒好，我可以安心嫁给陈凯达了。他是母亲苏州老乡的儿子，在美光火柴公司做人事经理。我们见过三次面后，订了婚。这并不违背我的想法，因为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当我以为自己再没有理由可以推迟成亲的日期时，我却接到意外的通知。

那个黄昏，父亲带回家这个消息，从他皱着的眉心看，似乎是个坏消息。

由于我之前“清晰、有条理的文书工作”，我将破例被允许以警官的身份重新加入黄浦分局，警官一职属于政府公务员系统，收入必将有所增加。我的目光直接跳过这些句子，落在我的新部门“刑侦科”三个字上。

生活是多么讽刺。当我那些被侦探小说骄纵的冲动和幻想已被生活磨灭后，我却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女警探了。

父亲是个开明的人。他如果真要后悔，应该后悔当初答应把我送进警官学校。我和陈凯达的婚事又推后了，因为几乎大家都默认，我结了婚就不应再工作。我的哥哥和妹妹于1946年和1947年先后成婚。

1945年至1948年的这三年间中，我一直留在黄浦分局刑侦科工作。在那个特殊时期，每个人都对未来一无所知，或只怀有美好的心愿。一切看似尘埃落定，却又埋伏着随时可能爆发的转折，就像在桌面上旋转不停的骰子。

即便每个人的心底都不踏实，他们却依然尔虞我诈，争夺着并不明朗的未来。死亡是绕不开的话题。但我却从没有遇见一丝不漏的凶案设计，或是如霍桑般完美无缺的英雄。谋杀和侦查不过是一场在平凡人之间的智力和运气的较量，输和赢也只是表面的结果。

在这三年中，我见证的几桩大案比我读过的小说更为离奇和恐怖。或许，我该这么说，真正恐怖的并不是像底片一样牢牢印在我的视网膜上的尸体，而是我开始对身边每个人的心思失去把握，甚至于对我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也不再确定。

地狱是与你近在咫尺，却完全陌生的内心，就像黑潭，谁望下去都以为自己的眼睛是瞎的。

王克飞死的时候，我哭了很久，因为想到前一天下班时，他深深地看了我一会，道：“小周，我怎么看你都觉得陌生了啊？”

我送夏若生上了去美国的梅吉斯号轮船。她朝我淡淡地笑了笑，想说什么，却似乎改变了主意，只是道：“若真想我了，就抬头看看天吧。”

我们所有人站在同一片天空下，不管相隔多远。

在之后的大半生中，我又经历了更多的离别，更为惊险的时代，但我已经习惯了不去做评判。因为太多的经历反而叫我爱憎不再分明，对是非也失去了强烈的观点。我只是时常抬头看看天空，想象着你们在哪一个角落老去。

如今，我也老了。看着子孙们平静的生活，我心中似感满足，但偶尔，一丝残存在意识中的刺激的气味却又会惊扰到我。有一些真相他们不关心，也永远不会知道，这难道是幸福的必要的代价？

这曾经被封存的秘密是否如同精心保存的陈酿，终究等待着品尝的那一天？

今天，其他当事人几乎已不在人间，我下决心重新揭开几桩已了结的案件背后的秘密。在我的离世之前，被掩埋的真相需要公布于世。阴阳街1294的昙花案是其中一个，发生于我工作后的第三个月。

这任务对我之不易，如同让我跋涉回到事发地点，用苍老的双手挖掘出曾被我亲手掩埋的棺柩，重新审视时光的尸骸。

我那自以为是的第三人称的记录，期待得到你们的谅解，因为它们来自于我并不可靠的观察，当事人与我重逢时真伪难辨的自述，年迈的记忆力，和一些可能存在的浪漫主义的想象。

周青玲

2010.3-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