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天可以回外婆家。公交车票两毛钱一张，之前妈妈带我坐过一次。但自己一个人坐时，一想到在这站上车后，第几站要下车，我就很紧张。

因为年纪还很小，上了车后，视线全被大人给挡住了。那时还没有语音报站，我就一直注意听车门开了几次。“这是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一定要下去了。”每次第三站一下完人，门一关的时候，我就会挤到车门那边，一到站，车门一开，我就马上下去。我特别害怕会下错地方，坐过站。

后来我跟阿芳（谢杏芳）聊起这段的时候，她说，广州那会儿公交车票是一毛钱，以前车上都有售票员卖票，又没有投币箱，车上特别挤的时候，人家一看是小孩就算了，也是常有的事。阿芳问我有没有逃过票，我说还真没有。因为就两毛钱嘛，而且我一个星期才回去一次。那时，我妈把零花钱都放在了外婆那里，好像是一个星期5块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这么平安过了一年，结果还是出事了，那是我到福州后的第二个春节。在一年寒暑过去之后，我爸妈也来福州接了我两次。可是，从上杭到福州，要历经4个半小时的客车，再是12个小时的火车，这么折腾一趟对爸妈来说也很辛苦。碰巧1994年的春节，我跟体校的另外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小男生一起结伴回家过年。可是腊月二十九，我爸在龙岩火车站并没有等到我们三个人。他说，等整列火车的人都出站了，也没找到我们，他一下子就慌了。那时电话很少，更没有手机，我爸就火速赶到龙岩地委（现在叫市委）借了办公室的电话打到我福州的外公家。外公家也没电话，但是街对面有，楼下喊一声谁谁谁电话就成。外公再去体校问，体校的教练回答说，三个小孩已经出去了啊。

多年后，我已记不清我们的火车票到底是被偷了，还是给弄丢了。反正，三个人的车票本来都放在那个姐姐身上，但临上车时车票却找不着了。我们投奔到了福州外公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外公把我们领到火车站派出所，跟所长求情，说这三个小朋友都是体校的学生，本来昨天要回家的，结果火车票被偷了。这都大年三十了，父母在家里等得很着急。那所长一听，二话没说，把我们领上了火车。

坐了12个小时的硬座回到龙岩，三个小孩都累傻了，但总算赶在大年三十这天一家团聚了。那时我觉得，回家的路好难好漫长，却不知道，多年以后从上杭到福州走高速公路只要4个小时，但我回家的机会却越来越少。

9岁进了福建省体校，我就是半专业的运动员了，上午读书，下午训练，一周只休息星期天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