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天可以回外婆家。公交车票两毛钱一张,之前妈妈带我坐过一次。但自己一个人坐时,一想到在这站上车后,第几站要下车,我就很紧张。
因为年纪还很小,上了车后,视线全被大人给挡住了。那时还没有语音报站,我就一直注意听车门开了几次。“这是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一定要下去了。”每次第三站一下完人,门一关的时候,我就会挤到车门那边,一到站,车门一开,我就马上下去。我特别害怕会下错地方,坐过站。
后来我跟阿芳(谢杏芳)聊起这段的时候,她说,广州那会儿公交车票是一毛钱,以前车上都有售票员卖票,又没有投币箱,车上特别挤的时候,人家一看是小孩就算了,也是常有的事。阿芳问我有没有逃过票,我说还真没有。因为就两毛钱嘛,而且我一个星期才回去一次。那时,我妈把零花钱都放在了外婆那里,好像是一个星期5块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这么平安过了一年,结果还是出事了,那是我到福州后的第二个春节。在一年寒暑过去之后,我爸妈也来福州接了我两次。可是,从上杭到福州,要历经4个半小时的客车,再是12个小时的火车,这么折腾一趟对爸妈来说也很辛苦。碰巧1994年的春节,我跟体校的另外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小男生一起结伴回家过年。可是腊月二十九,我爸在龙岩火车站并没有等到我们三个人。他说,等整列火车的人都出站了,也没找到我们,他一下子就慌了。那时电话很少,更没有手机,我爸就火速赶到龙岩地委(现在叫市委)借了办公室的电话打到我福州的外公家。外公家也没电话,但是街对面有,楼下喊一声谁谁谁电话就成。外公再去体校问,体校的教练回答说,三个小孩已经出去了啊。
多年后,我已记不清我们的火车票到底是被偷了,还是给弄丢了。反正,三个人的车票本来都放在那个姐姐身上,但临上车时车票却找不着了。我们投奔到了福州外公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外公把我们领到火车站派出所,跟所长求情,说这三个小朋友都是体校的学生,本来昨天要回家的,结果火车票被偷了。这都大年三十了,父母在家里等得很着急。那所长一听,二话没说,把我们领上了火车。
坐了12个小时的硬座回到龙岩,三个小孩都累傻了,但总算赶在大年三十这天一家团聚了。那时我觉得,回家的路好难好漫长,却不知道,多年以后从上杭到福州走高速公路只要4个小时,但我回家的机会却越来越少。
9岁进了福建省体校,我就是半专业的运动员了,上午读书,下午训练,一周只休息星期天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