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 资料显示1996年到1998年你的电影票房不好， 这对你是个打击吗？

彭丹： 这个是不准确的。 我是1995年出道， 怎么可能1996年电影票房不好？有个《东方日报》的记者说， 那几年香港报纸没有彭丹的新闻就卖不出去。 《东方日报》 和 《苹果日报》一直是对头， 唯有我一个是双方都说好的。 香港是在商言商的地方， 没有市场需要， 他们不会这么做。 我在香港拍的电影票房一直很好。在内地：“我选了另外一条路， 可能是绕远路了， 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 完全不靠观众认可自己的东西去走市场， 但我觉得充实。 ”时尚、 前卫往往是和 性感结合在一起， 这没有什么错， 一个女孩时尚性感 绝不意味她人品怎样， 你要看本质， 别看露不露。

M.C.： 那你为什么在1999年选择到内地拍片？

彭丹： 我在最红的时候离开了香港。 在茱莉亚艺术学院我学导演， 有自己的想法， 但香港的电影太窄了 ， 我很想拍新的东西， 譬如历史剧， 有厚重感， 主旋律也是一种。 当时正值建国50周年， 中影集团要拍 《开着火车上北京》 ， 导演于晓阳向韩三平推荐了我。

M.C.： 他是如何从你拍的那些性感的电影中发掘你其实可以演这样一个朴素的劳动妇女的角色？

彭丹： 他觉得真实感不是来自我塑造的角色， 而是通过我的表演本身表达出来的。 尤其他接触到我本人， 觉得我身上有正义的东西。 那天我穿得很随意。 导演说， 见别的女演员， 一说是演火车司机都穿得特别土， 只有我平时怎么穿那天照旧怎么穿， 跟火车司机不搭调。 就像我去山区做慈善依然穿长裙， 拿iPhone， 不能一去山区就穿布衣、 布裤， 那不是形式主义了吗？ 我觉得于晓阳导演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M.C.： 演女燃气机车司机， 对你来说难吗？

彭丹： 需要了解那段历史。 这个角色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当时的执着和奉献精神对我们当代人来说是有启发的。 我们总是计较得失， 不愿付出， 聪明人越来越多， 我觉得社会需要傻和 “二” 的人。

M.C.： 来内地拍片， 片酬比香港低吧？

彭丹： 《开着火车上北京》我的片酬不及我在香港的五分之一。因为剧本吸引我， 角色吸引我—— 女火车司机， 从来没演过。 最初我很不习惯。香港商业气浓厚， 全部讲究效率，说话都很直接， 但内地不是这样的，拍《开着火车上北京》时， 一场戏前一天没拍完第二天接着拍， 但拍时发现灯打反了， 换景时我就跟导演说了 ， 全场忽然安静下来。过几天我又指出了一个化妆师的错误，慢慢发现好多人不跟我说话了。 导演找我谈， 说， “你身上有很多优点， 真诚、 热情、 对艺术的追求， 但你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譬如灯光的事情， 你不该吱声， 如果你一定要跟灯光师讲， 那就应该拿着一条烟两瓶酒找到他说， 你灯打得太好了， 如果换一下会更好—— 先表扬再说重点， 就像我跟你谈的一样。 ”我曾经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复杂， 但现在社会慢慢进步， 我也慢慢适应一些， 说话不再那么直接了。

M.C.： 之后你再也没有去香港拍过戏， 为什么？ 中间不曾有过犹豫和反复吗？

彭丹： 因为拍完第一部立刻有第二部、 第三部找上来， 而且每一部都不一样， 我觉得有挑战。 香港一直有片子邀我出演， 但我觉得内地更有我发挥的余地。 就像你一直吃一种饭，今天这拨人看到了， 明天那拨人看到了， 但只有你自己知道我已经吃了多少天这同样的食物了。 香港要我拍的片子肯定是以时尚性感为主， 但现在我选了另外一条路， 可能是绕远路了， 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 完全不靠观众认可自己的东西去走市场， 但我觉得充实。

关于 “洗红” ：“我没必要苦心孤诣地做什么。 ”

M.C.： 《南泥湾》毋庸置疑是主旋律电影， 但你在微博里又说这是个国产爱情片， 甚至有洗澡的戏份， 你在竭力为主旋律增添商业元素？

彭丹： 大家对主旋律有偏见， 觉得它必然要讲某种政治纲领或者某个高大全的人物， 但爱情也应该是主旋律中的一种信仰， 我希望年轻人能在电影中感受到爱情的伟大。 我采访过很多老红军， 他们中很多人年轻时为了革命， 没能跟所爱的人在一起， 可能如果不去革命， 就能相守到老， 他们是为了革命牺牲了爱情， 这让我很感动。 加入商业元素也是很早就开始的考虑， 因为它需要更接地气。